一、大连哪里放生鱼最安全可靠
1、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辉煌的时代，佛教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修佛寺，凿石窟，建道观，数量之多，创作之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佛教寺观壁画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据文献记载，唐代时两京(长安、洛阳)的大寺庙都有壁画，其中有不少是绘画大师的作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寺塔记》记载，凡唐代200多名画家中，就有180多名参加过壁画的绘制。据说仅吴道子就绘过300多堵。所惜的是经过一千多年的风云变幻，保存下来的大多是石窟和墓葬壁画，寺观壁画仅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内保存有唐代壁画60多平方米。虽然数量不多，篇幅不大，不能代表唐代壁画艺术的全貌，但却是中原各地绝无仅有的唐代寺观壁画珍品。
2、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是五台山西台外九大寺之隋唐之际，名震长安，受到唐王朝的重视。唐代会昌灭法时寺院被毁，后由高僧愿诚在施主京都女弟子宁公遇的捐助下于唐大中十一年重建。东大殿是寺内的主殿，面宽七间，进深八椽，单檐庑殿顶，是中国现存唐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按唐代佛寺有绘制壁画的习俗，佛光寺的重建得到的京城施主的捐助，四壁应该都是绘有壁画的，只是明代时寺内僧人重砌檐墙，在四壁塑造五百罗汉，可能这时将壁画毁掉了，现在只在殿内的拱眼壁和明间的佛座背后保存有零星的大小不一的22幅。拱眼壁是两个柱头斗拱之间的空档，绘有壁画的拱眼壁长450厘米，高66厘米。壁画的构图分为三组，中间的一组是说法图，主像是佛祖在说法，两侧是观音和势至菩萨，左右两组以文殊、普贤两菩萨为中心，各有胁侍菩萨和天王、飞天等簇拥，作赴会行进的状态，壁画的各端各绘有供养人，北边的一组是僧人装，南边的一组是俗人装，画幅虽然不大，却绘有众多人物，形象也十分生动，与敦煌石窟中同期的壁画相比较，设色绘法都完全一致。在绘制技巧上，以浓淡墨色虚实相映，用色以朱砂、石绿、土黄为主，有“焦墨淡彩”的唐画之风，画脸和胡须的笔法，尚存汉画的遗风，人物的衣着线条飘逸流畅，仍有传说中吴道子“衣带当风”的笔意，由于年代久远，画面的的颜色除赭土青绿外，均已变成暗褐色，失去了原有的艳丽色泽，但是更显得古朴苍老。
3、明间佛座后的壁画较为清晰，是1964年时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时偶然发现的。壁画绘制在佛座背后的一个壁面上，画面高35厘米，宽100厘米，两侧被后人用土坯墙封护，光线幽暗，故发现时色泽如新。这幅珍贵的唐代原作，历经后代的多次维修，竟没有被损坏，保持了唐代时的原貌。画上画有天王、天女、神官、鬼怪、妖猴、神龙等，人们俗称《镇妖图》。画面分三部分，左侧画有毗沙门天王，头戴金盔，身披甲胄，手执宝剑，双眉高耸，盛气凌人，突出的肌肉，强健的体魄更使其雄猛无比，脚下被降服的两只鬼怪，赤身露体，面目狰狞。旁立一个天女，双髻高耸，佩以花饰，眉清目秀，长裙及地，衣带飘逸，衣纹流畅，典型的唐代仕女装饰。中间的一幅绘有一个神官，头戴幞头巾，身着豹皮服，须眉直竖，双目圆睁，手擒妖猴。右边的一幅绘的是一个神官，手执长杵，上身裸露，腰系豹皮裙，赤足向左作追赶状，右上角绘有一三爪神龙，张牙舞爪，一只小妖赤身裸体，跌倒在地，惊恐万状，这幅壁画以降魔护法为题材，表现天王法力无边，无恶不惩的英雄气慨。绘画的线条采用兰叶描的方法表现，骨骼肌肉强劲有力，众多的形象生动传神，富有个性，设色简单，与传世的盛唐吴道子《天王送子图》相比较有惊人的相似，说明了吴道子画派的广泛影响。
4、宝山寺，始建于隋朝大业十四年，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吴王山公园内。据清《凤台县志.寺观》所载，“宝山寺在城西南五里，创建隋大业十四年，兴盛于唐，此寺为观音菩萨道场”，毁灭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宝山寺历史久远，为泽州千年古刹之一。
5、2010年9月礼请觉圣法师恢复宝山寺，并由宗教部门批准恢复为正式佛教活动场所。在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十方信众的鼎力相助下，法师奔走募化，千秋古刹，重焕新姿。
6、第一期工程：建筑为天王殿，天王殿及两侧钟鼓楼，东西配房。
7、第二期工程：观音广场。广场塑有观音圣像一尊，用福建花岗岩材料，精工雕刻而成，有很高的欣赏和艺术价值。
8、第三期工程：毗卢宝殿。大殿采用传统斗拱式古建工艺建造，黄瓦朱窗，庄严大气。
9、大殿广场由青石所铺。广场东有伽蓝殿、客堂、办公室，僧众寮房、上客房；西有地藏殿，斋堂、库房，居士寮房等。
10、宝山寺秉持“正信正行、如法如仪、规范有序、永续传承”的理念，一直致力于创建和谐寺庙、文化寺庙和生态寺庙，致力于建成十方信众听闻佛法，修身养心的清净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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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觉圣法师的带领下，寺院认真学习并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关规定，开展了正常的佛事活动，加强了僧团的道风建设和组织管理，积极引导广大信众爱国爱教、正信正行，使宝山寺的各项佛教事业沿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健康发展。
2、隋唐时期山西境内除五台山外，其它地方的佛教也有新的发展，特别是以太原为中心地区的佛教，发展迅速。太原古称并并州，为九州之一。唐开元十一年以并州改置太原府。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复为并州，嘉佑四年（1059年）又改为太原府。这时在太原等地的寺院众多，据敦煌资料《诸山圣迹志》记载，“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至太原，都城[周]围卌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禅]院百余所，僧尼二万余人。”限于研究情况与史料的限制，本文只择其中最重要的是崇福寺作一粗浅的研究。
3、太原崇福寺虽然已经有名，但是对它的建造时间还不清楚，我们有必要考证一下。不空是唐代著名的高僧，译经家、密教付法第六祖、开元三大士之一。他在玄宗开元八年来华，随叔父至武威、太原，后师事金刚智。唐代宗时，不空被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曾于太原和五台山造密教道场，展开宣教活动。大历五年（770）十一月，不空在太原给代宗上奏折，说：“先奉恩命往五台山，修功德至太原。巡礼上件寺，因得瞻睹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并在此寺。实为国家皇业所兴之源，固不合同诸寺例，伏乞天慈蠲免一切差科及地税。便回充。高祖太宗七圣忌日设斋行香，及修号令堂安置普贤菩萨。仍于三长斋月每月十斋日，令合寺僧奉为高祖至肃宗七圣。转《仁王护国般若经》，庶得无疆之福，永资七圣，无尽法音，上符皇寿。其念诵僧，伏乞精加简，择具名录。奏先停俗客，望即发遣。”[1]朝廷回复曰：“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请安置普贤菩萨像一铺。净土院灌顶道场处，请简择二七僧奉为国长诵佛顶尊胜陀罗尼。”[2]不空上奏文中所提到的“上件寺”因珍藏了“高祖太宗起义圣迹”，故他向朝廷请示，要求得到得到重视。朝廷复文说“太原府大唐兴国太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即是指的不空所说的上件寺的“高祖起义圣迹”处。可见，崇福寺也称“上件寺”。此外，朝廷复文中又有“兴国太崇福寺”，可以简称“兴国大寺”，在《续高僧传·释洪林传》中曾称释洪林住“并州大兴国寺……故兴国大寺百有余僧，敬异崇仰，有如天岸。”[3]，因此崇福寺也极有可能有另一名称“兴国大寺”或“大兴国寺”。
4、所谓“高祖太宗起义圣迹”就是指的唐高宗李治在太原揭兵反隋宣誓的地方。隋大业十三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讨隋，翌年消灭了隋朝，李唐王朝成立。这是唐朝建立的一件大事，所以当年高祖起兵之处被留下作为纪念地，亦即被称为“起义圣迹”。李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于“武德元年（618），诏为太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躯，以沙门景辉尝记帝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以沙门昙献于隋末设粥救饥民，为立慈悲寺；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又诏并州立义兴寺，以旌起义方之功。”[4]其中“以义师起于太原，为立太原寺”，应该就是有“高祖起义圣迹”的崇福寺，所以崇福寺亦即太原寺，而且因为有了李唐王朝的建立，太原寺才建立，那么太原寺应该在先，崇福寺则在其后，即先有太原寺，再有崇福寺。所以崇福寺应是一所官方道场，与那些民间的道场是有区别的。
5、太宗立太原寺是帝王崇佛教的典型事例。宋代的契松和尚就对此议论曰：“古者有帝王而入预佛法者，自东汉抵唐不可悉数。如唐太宗于崇福寺发愿称皇帝，菩萨戒弟子者玄宗务佛清净，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韩子徒以梁武为尤，而不知辱类，其本朝祖宗此岂有识虑耶。”[5]
6、值得指出的是，唐太宗下诏建立的太原寺共有五处，它们是长安、洛阳、太原、荆州、扬州等地各置一所寺院。长安太原寺，于咸亨元年武则天外氏侍中观国公杨恭仁舍故宅所建，后经重修，改名魏国西寺。载初元年，复改名崇福寺。菩提流志与般若三藏分别于该寺译出《大宝积经》及四十华严经，智升《开元释教录》、法藏《起信论义记》亦于此撰成。洛阳太原寺，先后改称魏国东寺、大周东寺，后称大福先寺。义净、善无畏、日照、宝思惟、菩提流志等相继于此从事译经工作，寺中有武则天所书福先寺圣教序碑。荆州和扬州二个太原寺，学僧云集，为当地大寺。
7、山西并州太原寺因是朝廷敕封，地位很高，非常有名，许多重要的僧人都出自此寺。然而并州之内的太原寺为名的历史不长，之后它被改名为崇福寺。太原寺改名为崇福寺的资料现已不见，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按理说朝廷敕建的寺院，且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寺院不应该随便更名，而且没有很高级别的人指示，是绝对改不了的。但是它最后还是被更了名。太原寺被改成崇福寺，始于何时，不可而知。在当时留下的的材料中，不管是唐代佛教的典籍诸如《续高僧传》之类的唐代佛教资料，还是外书如新旧唐书等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宋高僧传》里直接使用了“唐太原崇福寺……”的说法，这是宋代人的记载，只是说明这时太原崇福寺还是非常有名的事实而已，并不能代表唐人当时的记录。现在见到最早称太原崇福寺的是不空的奏章，这是在大历五年，即770年，距武德元年已经过了158年，所以它只能说明在一百多年后，人们不再使用太原寺名了，不空称为“上件寺”，朝廷回复称“崇福寺”，可见崇福寺这时还有好几个名字同时并列。此外，“兴国大寺”或“大兴国寺”在唐代《续高僧传》中有载，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这二个词作寺名亦未必不可能，它应该是与太原寺同期使用的名字，崇福寺改名后，就停止不用了。
8、在《唐会要》中有载：“（长安）崇福寺在休祥坊，本侍中杨恭仁宅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十二月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五月六日改为崇福寺。”[6]这是说的在长安建立的太原寺的历史，时间在咸亨二年九月二日，亦即670年。咸亨年代是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期，武则天是高宗的皇后。垂拱三年高宗已经离世6年，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也不在位了，李唐王朝的大权直接旁落在武则天后的手上。武则天立垂拱年号的第三年，就急急忙忙的把太原寺改成魏国寺，又过两年，再把魏国寺改成崇福寺，这种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历史背景，也许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高宗在世时，武则天曾经一度出家4年，还俗以后，逐渐揽得大权。高宗去世以后，武则天最终把大权弄到了自己手上，但是她不仅仅满意要做一个天后或皇后，而要做一名真正的女皇，将李氏王朝改为武氏王朝，建立大周王朝。为了这个目的，他一方面组织僧人伪造了《大云经》，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同时她还亲自撰写《改元载初文》，重新修改了历法，按古代周朝的历法改朔，这不能不说在她的内心深处，意识到要改变李唐王朝的性质，必须要将过去的一些痕迹给抹掉，而所有这一切做法都集中在垂拱四年到载初元年两年的时间内，第三年，即天授元年武则天最终实现了武周革命，登上了皇位。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武则天在短短的2年内将长安太原寺连续改成魏国寺和崇福寺，是有目的的，因为长安太原寺作为“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带上了太多和鲜明的李唐王朝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武则天感到难受，是她大周王朝的一块心病，所以她要在两年之内将太原寺的痕迹抹去，把这座因开国纪念而建立的寺院变成一般意义上的崇福寺，从根本上抹去这座寺庙最初的纪念意义。当长安的太原寺已经不复存在时，太原的太原寺也应该同时消失，所以太原的太原寺也应在武周革命的时期，改变了原有的纪念性质，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崇福寺了，也就是说，在载初元年，太原的太原寺改名为崇福寺了。
9、顺便提一句，像武则天这样改寺名的活动，并非仅是武氏一人所为，在唐代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唐会昌年间武宗灭佛，武宗逝世后，中宗即位，于会昌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中宗敕旨依奏。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7]
10、武则天苦心积虑地将太原的太原寺改成了崇福寺，虽然他的建寺性质已经改变，但是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却一直没有改变，仍然是当地的一座最重要的寺院。敦煌写本P.4648《往五台山行记》谈道：“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大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干元寺长寿阁。”这也说明当时崇福寺在太原城内已经非常有名，为进城之后要第一礼拜的寺院。到宋代以后，此寺仍然是太原寺内最有名和最大的寺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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