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admin 发布时间：2023-08-11 浏览：452次
一、放生什么时候合适1、调研考察黄檗文化促进会2、调查组听取林文清关于黄檗文化介绍3、大菩文化福建讯8月30日，福州市政协副主席罗蜀榕带领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主任郑建平、市致公党副主委陈曦曜、市侨联副主席李清华等一行人赴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专题调研考察黄檗文化。福清市政协副主席吴华云、福清市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陈为清陪同考察。4、在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调研组一行参观了黄檗文化走廊、黄檗文化对外交流展示馆、原田文库、福清黄檗文物馆以及黄檗文化与“一带一路”展览，听取了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会长林文清关于挖掘、传承黄檗文化及推进中日黄檗文化交流情况的介绍，详细了解黄檗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国际影响力。参观后，双方进行进一步座谈交流。5、座谈会上，林文清表示，以隐元大师为代表的侨僧侨民传播的黄檗文化是华侨文化。黄檗文化现在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亮丽名片，成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桥梁和平台。6、郑建平主任希望福清要充分利用好民间资源，整合各方资源，不断加强与海外的交流。并将通过此次调研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整理，特别是目前在弘扬黄檗文化和开展文化交流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形成调研报告，提交上级党委和政府，为弘扬黄檗文化，凝聚侨心侨力，助推海上福州城市发展贡献力量。7、福州市副主席罗蜀榕充分肯定了福清近年来在弘扬黄檗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表示，黄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黄檗文化对促进中日民间友好以及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福清有关方面继续努力加强海外交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8、据了解，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立于2015年4月7日，致力于对黄檗文化相关历史文化资料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及研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成立至今，该会已组织和接待上百场交流活动，为促进福清与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交往作出了积极贡献。9、福清是全国知名侨乡。位于福清市渔溪镇的黄檗山万福寺，始建于唐代，被誉为“临济祖源、黄檗祖庭”。祖籍福清的唐代高僧黄檗希运曾在此出家，后希运禅师传法于义玄，义玄禅师开创“临济宗”，成为当今世界佛教一支重要宗派；明末清初时，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受邀东渡日本后，开创“黄檗宗”，传播佛学经义和建筑、雕刻、语言、音乐、绘画、书法、饮食、茶道、医药等中国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在日本被称之为“黄檗文化”，对当时的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直至今日。10、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
二、放生仪轨简单版音频1、自虔诚信佛的王审知家族统治的唐末起，闽中寺院猛增，福建佛教进入繁荣，福州尤著。然而王审知去世后，由于统治集团内讧而导致闽国灭亡。南唐据闽北、闽西，留从效——陈洪进控制闽南漳、泉，吴越国割据闽东福州。吴越国实行崇奉佛教政策，境内佛教盛极，成为当时我国佛教一大中心。福州自天福十二年(947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归入宋朝版图为止，前后为吴越割据达32年，其佛教的状况如何？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2、寺院是佛教传布与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大凡重视与支持佛教的封建统治者都大力兴造寺院。吴越国诸王都崇信佛教。据说，钱鏐早年投军时，闽人沩山灵祐的法嗣洪諲禅师对他说：“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钱镠掌权后非常礼遇洪湮，为之奏请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宋高僧传?庆诸传?附洪湮》)为武肃王后，对其他高僧也礼遇备至，尊德昭为国师，亲自向僧幼璋问法等。还广兴寺塔，“倍于九国”。后继者元瓘、弘佐、弘倧、弘俶继续推行崇佛政策。尤以忠懿王钱弘俶奉佛热情最高。正当北方的周世宗进行裁减寺院，严禁私自出家，限制佛教发展之际，钱弘俶却仿效古印度阿育王造塔故事，制作八万四千铜塔，塔中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的刻印卷子，颁发境内，浙江兴造数百所大寺院，招揽全国名僧。建隆元年(960年)特邀延寿禅师主持灵隐寺，重建殿宇，有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共1300余问，寺僧达3000多人。后又从灵隐请延寿禅师到南屏山净慈寺。延寿禅师就是在净慈寺内的宗镜堂编纂了有名的《宗镜录》。福州为吴越割据的次年，钱弘俶即位，从此福州佛教的发展就受到钱弘俶佛教政策的扶持。“宋开宝四年(971年)辛未，吴越王钱俶翻阅《华严经》，因询菩萨住处，大会高僧，无能知者，惟灵隐了悟禅师清耸即从法座起，道所以然。”乃派清耸禅师带人前往探寻。“清耸还报，钱王捐金建寺”。(《闽书》卷31《方域志?霍童山》)据记载，寺坐落之处“旧有佛祠，咸通间已废。”开宝四年，吴越王钱弘俶是在旧址上重建，名“大华严寺”。(《三山志》卷37《寺观类五?支提政和万寿寺》)“寺皆钱王矩度，壮丽异常。”并以名僧清耸禅师(闽人)为开山。开宝九年，钱弘俶还作“庆寺疏”刻石于寺，记叙建寺经过与供养情况。此刻石至梁克家修《三山志》时还存于寺中。为感钱弘俶盛德，支提寺建吴越王祠。后祠废，“奉其像于伽蓝堂，以报建寺之功。”开宝六年(973年)，钱弘俶又在支提山建那罗延窟寺。(《支提山志?寺》)吴越诸王不仅喜欢兴造寺院，延僧住持，而且喜欢雕铸佛教造像。钱弘俶在兴造支提山寺的同时，还用铁“铸天冠菩萨梵容”，而且从浙江用船将所“铸天冠一千身，航海送来”。3、吴越国驻闽的官员也大多崇奉佛教。据记载，闽县“河口弥勒院，高惠里，乾德二年(964年)置。钱塘军将邓保洪戍于此，捐所创宅为之。”怀安县“越山吉祥禅院，乾元寺之东北，无诸旧城处也。晋太康三年，既迁新城，其地遂虚。隋唐间以越王故，禁樵采。钱氏十八年，其臣鲍修让为郡守，遂诛秽夷峨为佛庙，乾德二年(946年)也。”(均见《三山志?寺观类)这两所寺院都创建于“钱氏十八年”。“越山吉祥禅院”后来更名“华林寺”，考古工作者曾对华林寺大殿进行测绘，于当心间东西对称的平梁底部发现墨书“法轮常转”，“国界安宁”8个字的吉祥语。所谓“国界安宁”吉祥语中的“国界”理所当然的是指“吴越国”。越山吉祥禅院的兴造时正值北方赵宋王朝准备统一南方，鲍修让时任吴越国的福州郡守，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吴越国“国界安宁”，“吉祥如意”而建此院，因而取名“吉祥禅院”。而河口弥勒院的修建其用意不言而喻。4、正是由于吴越国的君臣积极参与在福州建造寺院，对福州寺院的兴造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福州在吴越王钱弘俶统治期间兴造了大批寺院。据宋梁克家《三山志》载，福州“自晋太康始寺绍因于州北，既而终晋才益二寺。越二百载，齐之寺梁之寺陈之寺陏之寺三。唐自高祖至于文宗二百二十二年，寺止三十九。至宣宗乃懿宗一百僖宗昭宗十八。殚穷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而王氏入闽，更加营缮，又增为寺二百费耗过之。自属吴越，首尾才三十二年，建寺亦二百二十一。”以上从晋到吴越割据福州期间共计建寺781所。梁克家又接着作了说明，“自前至此共为寺七百八十一。特以会到有起置年月者计之，余或更名，或重建不可知也。”(《三山志》卷33《寺观类)可见，梁克家在《三山志》中有关福州各个时期兴造的寺院数量，是根据当时他所能汇集的资料进行统计。不过当时资料是否完全收集到又是另一回事。应该说，梁克家的上述统计数字所反映的福州各朝代兴造寺院的递增趋势是可信的，而各朝代的数字基本接近于历史实际。但哀帝朝兴造的数字未能反映在其中，“王氏入闽”与“五代闽国”是两时间概念，其兴造的寺院数字必然不同，梁氏在《三山志》中作“王氏入闽”，很显然包括唐季。笔者曾对福建古代各个时期兴造的寺院数量进行统计，其结果与上述梁氏的统计不尽相同，具体详见拙著《福建佛教史》。其中吴越国统治期间福州各地兴造的寺院数字是：闽县20所，怀安县30所，侯官县21所，长乐县19所，福清县15所，永福县9所，连江县17所，古田县51所，罗源县13所，闽清县8所，福安县23所，宁德县7所，福宁本州23所。福州辖区内总计256所。(《福建佛教史》第157页)比上述《三山志》的统计的221所要多35所。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统治闽中的王氏家族大都是虔诚佛教徒，在五代前期其割据闽中近40年中，福建全境兴造了461所，其中福州215所，平均每年38所。吴越统治福州前后32年兴造了256所，平均每年8所。显然年寺院兴造的递增幅度比闽国要大。是宋以前福州乃至整个福建寺院平均年递增幅度最大的时期。5、就宗派而言，在吴越割据福州时期禅宗最为兴盛。此前闽国时期的福州乃至福建以禅宗为主，禅宗则以青原系占优势。闽国时在福州传法的禅师，除了去世的、退居养老的或移锡他方的之外，吴越统治时期继续传法，以雪峰义存一门最盛，如慧稜法嗣光云、洪俨、慧朗、常慧、静禅师、清换、契讷、弘辩、可隆、守玭、令含、澄静，从展法嗣文钦、瀛和尚、契稳，神晏法嗣智俨、智嵩、文义、智岳、清谔，弘瑫法嗣师贵、义聪、从贵、藏用、彦端、志端、明禅师、祥和尚；岩头全豁一门较小，有罗山道闲法嗣绍孜、义因、重满。以上属青原系第八代。此外尚有青原系第九代禅师，如契符法嗣洞明，道希法嗣玄旨、清慕、志恩、玄亮。他们都属于玄沙师备的再传弟子、雪峰义存的三传弟子。这些青原系第九代禅师的年龄比较接近，因为师备在雪峰义存的弟子中年龄最大，师备与义存的年龄相差13岁，而义存与慧稜年龄则相差32岁，因此，师备的后代自然要比慧稜、弘瑫、从展等人的后代年龄大得多，而义存与全豁为法门昆仲，义存比全豁仅年长6岁，所以其后代的年龄也接近。上述禅师传法的年代相近，大致始于五代闽国初，“至吴越、南唐灭国前夕亦即宋开宝年间，个别延至太平兴国初年。”(《福建佛教史》第187页)。6、晚唐起禅宗各立门派，先后出现五家。南岳系分蘖出沩仰宗、临济宗，青原系分蘖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于晚唐传入福建的福州。至闽国时，福州的双峰山、明月山以及东禅院仍有名僧双峰古、道崇、慧茂传法(《景德传灯录》卷。到了吴越统治福州时，可以肯定前述几位沩仰宗禅师的法徒仍在福州一带传法，只是名气不大而未能记载于灯录。临济宗此时尚未传入福建。曹洞宗于晚唐传入福建的福州与泉州。闽国时，曹洞宗在福州的传布情况不明。云门宗虽于乾德二年(964年)传入福建闽西，(《福建佛教史》第244～245页)但尚未传入福州。7、法眼宗的创立者清凉文益于闽国初入闽在福州地藏院参桂琛得法，后一度在福州侯官甘蔗洲结庵，不久即移锡江西。闽国时期，法眼宗流行于江苏、江西、浙江等地。五代宋初，法眼宗在吴越钱氏统治的浙江很盛．继承文益“衣钵”的有其法嗣德昭、道潜等。他们大都受到吴越王的尊敬和厚待，其弟子甚多。清凉文益之后，法眼宗在福州的传布始于德韶法嗣守威、师术、义隆与慧明法嗣道诚。(《景德传灯录》卷其后又有清耸及其法嗣辩隆相继入闽(《景德传灯录》卷除了清耸是文益的弟子外，其他禅师都是文益的二传弟子，他们都是于吴越割据福州的中期从吴越钱氏统治下的浙江杭州、天台等地入闽到福州传法的。
8、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宗派由于经受会昌法难以及后来战乱频仍的打击，基本上处在衰微状态，但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在闽国时期，法华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净土宗在福建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尤以闽南泉州为著(仅就福建而言)，这种状况延续到南唐、留从效——陈洪进割据时期。吴越国统治的浙江，除了禅宗兴盛外，律宗、法华宗也都比闽中兴盛。福州在吴越统治时未见前述宗派比较有名的僧人传法的记载。而华严宗在福州仍有余绪。据记载，福州乌石山华严岩有一处僧神致题名的摩崖题刻。题为“华严院，住持主沙门神致看经石室。时长兴二载(931年)季夏十九日故题。”(《闽中金石略?神致乌石山题名》)从这段题刻可知，五代后唐时福州乌石山有华严院，僧神致该院的住持。表明当时华严宗在福州一带流行，其状况理应延续到吴越割据福州时。净土宗是佛教中最流行的宗派之一。晚唐五代闽国时福州亦流行此宗，其状况理应延续至吴越统治时期，遗憾的是难于找到文字记载。可见，福州在吴越统治时期基本上保持唐末闽国以禅宗为主其他宗派为辅佛教各宗派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尽管禅宗内部的各宗派的消长情况不但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处在持续兴盛状态，其他各佛教宗派不绝如缕，甚至不传。9、著名道场数量的多寡是一个时期或一个地方佛教兴盛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吴越统治下，福州原来有名的禅宗道场仍然保持兴盛的局面。10、名山鼓山于唐德宗朝建有华严寺，会昌排佛时，寺毁。五代初，义存法嗣神晏因王审知之请建禅院，开始成为禅宗大道场。神晏去世后，法嗣智俨继主法席。在吴越统治时。智俨继续住持鼓山。吴越割据福州13年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退居东山眠龙寺。由智岳继席。乾德五年(967年)智岳卒。清谔继主鼓山法席。智岳与清谔均为神晏法嗣。
